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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缓缓地爬过巨龙般的钱塘江大铁桥，空气中有初春的花香，也有大江的水气。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春夜，我从北京回到香港来。我是浙江海宁人，儿童和少年时期在海宁和杭州两个地方长大，钱塘江日夜潮汐，西湖畔杨柳桃花，那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当火车带着我慢慢离开杭州时，窗外江南春夜的风，似乎用葡萄酒醉人的气息来酿成的。我凝望着西子湖边的万家灯火，灿烂的月光铺在滚滚的江水之上。铁桥上巨大钢柱的阴影，在窗子上迅速掠过，一回头，高高的六和塔耸立在江边。六和，那是六种和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成熟文化结晶，这六和塔在庄严和雄伟之中孕育着温柔和平的精神。钱塘江大桥却是现代中国人的骄傲，杭州学生对这座大桥的景崇，代表着他们对现代科学和工程的向往。学校中大家津津地谈论，茅以升教授如何设计这座铁桥，怎样外国工程师对之束手无策的难题，这位中国的天才工程师却巧妙的解决了。茅夫人在工程上的帮助和贡献，尤其是女学生们最喜欢的话题。在抗战前后成长的我们那一带的学生，课余谈的总是鲁迅和郁达夫，总是茅以升和华罗庚。华罗庚的女儿是我们同学，大家对她很尊敬。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附设的幼稚园读书，同学们见到他时，只是好奇地瞧瞧。我们只尊敬学者和诗人，不大去理会另外一些浙江的名人：蒋介石、陈诚、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在浙江一般中学生心目中，远不如浙江大学校长、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这样的风气下，所以浙江大学出了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我们同学从来不谈梅兰芳，更加不谈电影明星。那是上海、北平大都市中学生们的事。
从火车窗中望到对江，那是萧山和余姚，是大哲学家王守仁和黄宗羲的故乡。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在马克思这巨大的幽灵笼罩下，王守仁、黄宗羲他们还被人们尊敬么？
瞧着江水，心中想着这些杂乱的念头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是古怪。突然间，一只手臂伸过来挽住了我的左臂，一个人靠到了我的身旁。我惊异地转过头来，朦朦的灯光下看到一张戴着眼镜的圆脸，是一个陌生的旅客，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向我温和地微笑，说道：「心里不高兴么？ 」我摇摇头，说道：「离开故乡，有些难过。」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臂，问道：「到广州？」我说：「是的，再到香港，你呢？」他兴奋地说：「那好极了，我也到香港。我们有伴了。我去香港大公报工作。你在香港那里得意？」我有些奇怪，道：「我是香港大公报的编辑。」
这样的会见实在很是戏剧化，原来他见我忧郁地望着江水，以为我要跳车自杀，好心地来拉住了。这个故事，大公报许多老同事都是知道的，以后常常引为笑谈。这位朋友朱寿龄，就是「彷徨与抉择」中所写的那个香港银行界人士。
我们谈不到一分钟，立刻就很亲热。因为他父亲朱老先生，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委员，浙江省监察专员公署的主任，与我家有些世谊，在杭州时我见过他几次。他弟弟朱启平，是大公报驻在纽约的特派员，从美国回来后，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期，和我同在编辑部的国际组，晚上坐在一张桌子旁。
朱启平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合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了大公报。那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燕京学生，有马廷楝、李宗瀛、谭文瑞（现在在北京人民日报编国际新闻）、刘克林（现在是北京大公报的副编辑主任）、张学孔（现在是香港商报总编辑）、何巧生等等。另一位从纽约回到香港的特派员杨刚大姐，从英国回来的萧乾，也是燕京学生，不过他们是早期的。香港大公报内部没有派系，没有甚么结党把持的情形。那时我年纪轻，职位低，他们对我都很照顾。尤其是萧乾先生，他对西洋文学的爱好，自由主义者的气质，特别和我谈得来。詹姆士·乔埃士那部现代派技术的小说「攸利赛斯」，我读来读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萧先生请教。他总是很热心的指点。
在香港大公报向左转前后这段时期中，我在报馆中学到的东西，实在比大学所学到的更多。萧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学的导师，杨刚大姐是我国际政治的导师，李纯青先生是我马列主义和中国政治问题的导师。他们的亲切和热诚，我终身会记得的。扬刚大姐到北京后，任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已于几年前逝世，萧乾和朱启平则在呜放期间成为右派份子。
榆瑞和这些同事们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