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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瑞在他这本书的序言中又说：「虽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使我有深刻的激动。自从我儿童时代起，我就被教导必须爱国，共产党掌权后，我决心通过共产党而表现我的爱国心。但另一方面，我所受的自由主义敎育，以及我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生涯，使我成为一个真理和自由思想的主张者。我拥护共产党，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却绝不赞成。当他们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时，我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我甚至在大公报的办公室中说出了我心中的不安和反对。」
我以为，榆瑞全书写得最好的，是这篇「序言」，有概括的思想而不单只是描写一些琐屑的细节。我说他对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说他在报馆中公然发表反共言论，他在上述引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了。榆瑞因为是大公报高级职员，又因为这些反对言论是随口说说的，所以当时并未受到甚么处分或批评。如果换一个身份不同的人，或者这种意见公开在报上发表出来，情形当然就完全不同了，下面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九五六年秋天，苏联在广州举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香港所有的左派人士，全部分批去参观。那时中共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正到达高潮，苏联展览会有新建的固定的华南会所，是中共不惜工本全力建造的。上海的苏展会天花板用真金镀顶，以致后来成为浪费和奢侈的典型例子。广州的苏展会虽然不及北京和上海，那也是华南数一数二的大建筑。
可是要香港人去参观苏联展览会，这决定未必明智。因为苏联经济建设之所长，集中于重工业，它的消费品生产，却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它在火箭、飞弹、氢弹、坦克上的成就，展览中是看不见的；它的重型机械、采煤技术、石油制炼，香港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大家所懂的东西，它偏偏制造得最弊。苏联的汽车、雪柜、冷气机，那里有美国人的好？它的照相机、望远镜，岂能和西德相比？它的收音机、电唱机，比日本货差得多。展览会中大量展出的绒料、时装、衣饰，和英国法国的水平相距实在太远。它的糖果、香烟、塑料用品，连香港工展会也未必及得上。香港市场上集中了全世界最精巧、最丰富的消费商品，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最精灵新奇的产物，天天都在这里开展览会。苏联笨拙而呆板的商品设计，在香港人眼中看来，觉得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过时货。
苏联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的消费品注重实用，因为商品之间没有竞争，它不必花费金钱和心力去注重式样的新颖和美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可能是比香港更为先进的。这个展览会对于大陆人民有启发作用，显示了一种模范和远景，但一般香港人无法领会到它的优点，只能看到它的缺点。那为它的优点在于制度上经济平等的理想，在于重工业的飞跃发展，却是展览不出的，而所具体看得到的东西，在香港人眼中，都成为「班门弄斧」。何况，我们游惯了工展会和百货公司，看到中意的东西立刻便可以购买。但在苏展会中，每人只能买四角钱的苏联糖果，每人只能喝一杯饮料，吃一件点心，不但要凭票购买，还得排队轮候，而且质料甚差。
总之，这展览会展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弱点。我们只感到凭证购买和排队相当无聊和不自由，不会想到人人有饭吃的伟大理想，很难感觉到财富平均分配的制度，比集中于少数大富翁手中是更为公平。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再去参观最近在香港举行的意大利展览会，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工业专家、或者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觉得意大利产品之精缤富丽，决非苏联之可比，很少会想到苏联巨大的重工业潜力胜于意大利不知多少倍，很少会想到苏联普通人民的科学水平和文学修养比意大利一般人高得多，更难想到一个意大利失业工人的孩子，生了病买不起药，他母亲会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儿子痛苦地死去。
对苏联消费品根本瞧不起的心里，我们都是世故地藏在心中，但有一个工友却直言无忌的说了出来：「这些东西香港都有，有甚么希奇？香港百货公司的东西远好得多。」回到香港之后，这句话使他被记了一个大过。这处分写在簿子上，通传全报馆的同事作为一种教育。
这位工友的意见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他所说的却是事实，是人人都感到了的印象。只是旁人比较聪明而他比较老实。聪明人不着边际的表示了赞叹和钦佩，老实话却受到惩罚。我相信中共大陆上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着这种现象。那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是鼓励虚伪和世故。于是，整个事业受到了报复和损害。
我们几个朋友私下也谈到了对苏联展览会的不佩服，那主要是关于所展出绘画的枯燥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