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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一些朋友们谈起这篇连载的文字时，董千里兄说：「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这篇文章应该批评周榆瑞的『彷徨与抉择』，但是在你笔下，许多地方都越出了评论该书的范围。我说：「你的批评很对。其实，周榆瑞的书，主题是谈在他大陆被捕，和受审的经过，要评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写一两千字也就谈完了。我现在是在借题发挥，主要是写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或许那也是香港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千里兄点头说：「你的主题是在写你怎样渐渐离开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罗素的理性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思想和感情，和我所了解于你的，丝毫没有分别。」
对于常常在一起的朋友，一个人是很难掩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偶然的一个小动作，一句闲谈，总是泄露了自己的内心状态。我在认识榆瑞的第一天，就觉到他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兴趣，远胜于对本国人事的关切。他在家中和儿子女儿谈话，大部份是用英语的。他儿子安尼往往叫他的英文名字「艾立克」而不叫他「爸爸」。有一次我眼睛有病，他介绍我去看他的襟兄眼科专家程伯京医生。他随手用英文写一张便条。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之间，这种习惯和作风显得很是突出，别人虽然不致不愉快，却总有一些不自然的感觉。又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西餐，朱寿龄将刀子放到了口里，又用小匙羹来
搯咖啡喝。于是榆瑞便大大的嘲笑他，似乎餐桌上一些小小外国礼节的错误，是世界上最失面子的事。可是在中国人的礼貌观念中，别人的失礼是不可指出的，只能假装看不见，以免对方尴尬。他指出别人外国礼节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失礼，可能更加重大些。当然，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谁也不会介意。
他的坦白和热诚，常常使他的粗鲁变成无关紧要，别人反而会感到他的亲切，大公报附属的「文宗出版社」初成立时，出版了几本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做「中国的光荣」，内容是介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各种伟大的成就。中文部份是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同人撰写的，英文的译文则由香港大公报同人分篇执笔。全书译就后，主持翻译工作的杨历樵老先生叫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我的英文写作平时极少练习，水平很低，这篇序言写得自然十分拙劣。榆瑞一看之下，立刻就说：「你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太不时髦。」我说：「快给我修改一下。」他毫不客气的提笔就改，将长句子缩短了些，将迪更斯小说中所用的字眼，改成了「时代周刊」中所用的现代化语句。结果是流畅得多，简洁得多。中国文人写了一首诗一篇文章，送给别人欣赏时，总是说：「敬请某某仁兄斧政」，如果这位某某仁兄当真「斧政」了一两个字，说不定双方从此生了嫌隙，因此向来是谁也不敢「斧政」的。然而榆瑞对人的坦率，胸中极无城府，以我所知，很少有人对他的批评指教有甚么反感。
相形之下，在这方面我之对他，却是不及他对我那么「够朋友」了。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做「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
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我回忆到这两件小事时，想起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和杨东蒪先生的一席谈话。杨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对先秦诸子很有研究，那时是大公报的顾问。现在他是广西大学校长，中共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一次我向他请教的，主要是「墨子」和「庄子」上的几个问题。他谈了一些古代哲学后，兴致勃勃的谈到「与人为善」这四个字。他说，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应当是为别人好，「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几乎可以包括中国所有大思想家的全部政治哲学。只不过一般哲学家大都是空想的、不切实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生之中，会遇到许多严格的批评和考验，不过你只要记得「与人为善」，即使你情感上一时受不住，理智上却会懂得这些批评是为你好。知识分子有强列的自尊心，受到批评时会很痛苦，但我们只须了解，批评只是『与人为善』，并非打击和损害。」
杨东蒪先生这番话说得很诚恳，完全出于爱护，当时令我很是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