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分类，向来很是简单，一曰「明主」，一曰「昏君」；对于臣子的分类也很简单，一曰「忠良」，一曰「奸佞」。分类的标准，也就是「爱民」和「纳言」两点。不爱百姓，不听忠言，是为昏；欺君虐民，谄谀顺恶，是为奸。历史书中是这样写，所有的戏剧也都是这样演。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老百姓要分别一个皇帝、一个大臣好不好，那是很容易的。
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旳皇帝是谁呢？说到仁厚爱民，大概要算汉文帝、至于从「英明」的尺度来说，我想是汉光武和唐太宗。汉光武自己的本事见识比他所有的臣子都高，还不大看得出他对接纳忠言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却对「纳言」这一点特别强调，我们不妨引述几个关于他的小故事。
李世民和他哥哥建成、弟弟元吉争皇位，斗争得非常剧烈。建成手下有一个重要干部魏征，常劝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死世民，但建成犹豫不决。后来李世民胜利了，杀了建成元吉。捉了魏征来，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之间的感情？」旁边的人都很为他担心，暗想这一次他非杀头不可。魏征举止自若，说：「先太子（建成）如果早听了我旳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世民见他有胆识，反而重用他，派他去收编整肃建成的旧部。魏征将这人都放了。旁人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大胆，未免有被世民疑心造反的危险，因为他自己不但是建成的得力助手，所放的又都是建成手下的大将重臣，也就是说，都是世民的死对头。魏征说：「我但为国家着想，不避个人的嫌疑。人家以国士待我，我岂可不以国士的作为相报？」世民得到消息后，很是喜欢。
李世民接位后，有许多事情对百姓不守信用，说过了话不算数，魏征与之力争，世民终于醒悟，说：「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我的错误是大得很啊）！」于是遵守自己说过的话，并赏赐魏征一只金瓮。
李世民发觉有官吏贪污的很多，当下心生一计，布置陷阱，派人去向官员们试行贿赂。有一个小官受了一疋绢，李世民要杀他。内政部长裴矩谏道：「此人受贿，固然应该处死，但陛下故意设下阴谋，诱他上当。这种钓鱼的方式，恐怕也不大对吧？」李世民很高兴，召集文武百官，表示：「裴矩做官，对于不合理的事能够力争，并非一味的听话。初果大家都能这样，我那里还担心天下不治呢？」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奸臣，到了唐朝，却变成了忠臣。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这主要是由于皇帝喜欢听忠言的关系：「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领袖是实物），臣者景也（部属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实物怎样行动，影子就怎样跟随）。」
李世民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对部属就不再玩弄手段。有人上书，请除去佞臣。李世民问他：「谁是佞臣？」那人说：「我不在朝为官，不知谁忠谁奸。但有一个办法可以辨别，请陛下与群臣讨论问题，你假装发怒，凡是坚持正理而不屈的，就是忠臣；对你畏惧而随口附和的，就是佞臣了。」李世民道：「做皇帝的自己弄玩手段，如何能要求臣子们忠实？我现在是要以至诚之心来治理天下，看到前朝帝王往往喜欢对部属玩弄手段权术，我只是代他们感到羞耻。你的办法虽好，我是决计不用的。」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道：「我读隋炀帝所作的文集，文章漂亮，学问深奥，见识广博，他文章中也知道尧舜是对的，桀纣是错的。但为甚么他的行为却和他的文章大大不同呢？」魏征道：「做皇帝的即使是圣人哲人，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贡献他的计谋，有武勇的人就会贡献他的力气。炀帝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过人，骄矜自用，因此文章中写的都是尧舜的漂亮话，所作所为却都是桀纣一般的胡涂行动，自己根本不知道道样做是会覆亡的。」李世民道：「不错，炀帝的事过去还不久，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到贞观三年，李世民又问孔颍达：「『论语』中说：『有才能的人要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道多的人要向知道少的人请教，知识才能很丰富的人，要谦虚而像没有学问一般（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那是什么道理呢？」孔颍达解释了这几句话，并道：「不但普通人要这样，帝王也应当这样。如果身居尊位，一味炫耀自己聪明，以才陵人，用巧妙的话来替自己的过失辩护，拒绝别人忠诚的劝告，那么下面的人就大家不说话了，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李世民大为称赞他说得不错。
人们常说：「历史是镜子。」尽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随着时代而有重大变迁，但人性还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