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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瑞书中引述乔木的话，要他和西方友人保持接触。乔木说：「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须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或许乔木确曾对榆瑞这样说，但乔木是「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他决不认为西方人士的意见，可以有助于决定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党员对于「党性」这两个字十分强调，那包括有坚持立场、服从组织、为了党而牺牲个人幸福和个人意见等含义。一九五〇年春天我曾在北京大公报的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常和乔木、李纯青、杨刚等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之中，乔木说到周恩来对杨刚的一句批评。那时杨刚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工作十分忙碌，身体不大好。周恩来对她说：「杨刚同志，你对自己的健康，警惕性太低。」乔木正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接口说：「杨刚同志的党性很强。」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在他们认为，「党性很强」这句评语，几乎是一个共产党員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成为是津津乐道的事。
共产党人注重党性和斗争性，要坚决克服自己的个性以服从集体，凡是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稍有温情主义的倾向，那便被认为是「党性不强」。乔木在考虑中共的外交政策时，一定将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斗争性提到最高限度。据我的看法，西方人士的意见他或许会听听，但对于中共的外交政策，决不致发生任何影响。
有一天，他约我到中共外交部去见他，我所获得的印象，和榆瑞书中所写颇为不同。
中共的外交部，所在地就是从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钢骨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巍峙庄严，规模宏伟。大门外没有携带武器的卫兵，传达员的态度也很平易近人，我只在一张小单子填写「要会见乔木同志」，他要我在会客室中坐坐，替我斟一杯白开水，将小单子拿进去，不久乔木出来了。这张「会客单」，印在一些用过的废纸背面。那个传达员只有十八九岁，穿着不很干净的棉制服，神态和说话，完全是一个质朴的青年农民。我当时所感到印象，这绝对不是「官衙」，而的确是一个「人民」的组织，我不知道中共的外交部现在是不是仍旧这副样子，然而我后来在另外许多方面看到中共的情形，官僚习气、统治者的威风架子，那是渐渐浓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了。这个青年农民型的传达员，在接待我这种毫无地位的人是这样平易，在接待贵宾时，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平易，也不过是温和地笑笑，说：「你请坐，喝杯水，我去跟他说。」但就我们在香港所见到的某些左派团体而言，对待「贵」与「不贵」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共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官性」很轻而「人民性」很重，老百姓对他们的拥护，一定会多得多吧？
乔木那次约我去见他，主要是谈谈我所写的一些关于国际公法的文字。他谈话的要点是这样说：你这些论文分析细致，立场也稳，但是有一个要点没有认识到，国际公法整个系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西方国家既得的掠夺利益。
他们不重视落后国家的主权，不承认被压迫者的革命权利，反对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他说，我们在和西方国家交往时，在一般习惯上遵守全世界通行的国际法，然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学者定下的法律，牢牢的缚住我们双手。他举例说，如果我们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还能成功么？乔木那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这样：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国际公法中公平合理而于革命有利的，我们遵守，于革命不利的，我们或者要求修改，或者反对。决不能以西方国家所谓「权威学者」的著作，作为理论根据。
乔木在香港时，曾以「于怀」为笔名，写过许多评论国际时事的文章，出版过几本评论美国经济的书。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决计不会重视西方资产阶级人士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