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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瑞书中谈到他一九四九年春天去香港时的情形说：「在南京『解放』前夕，我决心留下来。但报馆的代理总编辑劝我离开，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飞到上海，就在这—天，共军进入南京。我在上海短时期的停留是很不愉快的，报馆没有工作给我。我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亚尔拔，雷文霍特在百老汇大厦中一起住了几天。后来，报馆当局决定调我去香港分馆，我大为高兴，立刻准备动身，因为自从徐州陷落后，我家属便已到了香港。那是我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报馆已靠拢了共产党。」
当徐蚌大会战胜负一决，香港大公报便靠向中共，这其间所起作用最大的，当是杨刚和李纯青，他们都是有长期党龄的共产党员。等到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从上海来到香港。香港大公报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之时起，香港大公报的倾向和面貌已和现在没有多大分别。南京的易手是在四月廿三日，二十一日是共军全面渡江的日子。那一天毛泽东发布那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凌晨我在利源东街十五号三搂（新生晚报的楼上）大公报的编辑部，翻译这个命令的英文稿（是外国记者抢先发出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的语句，就是出现于这个命令之中。其中一句话我译作「不论他们逃到甚么地方，均须缉拿归案」。李纯青说：「这个命令看来是毛主席自己亲自写的，」他将译文中这句话，提笔改成「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后来新华社的中文原稿到达，果然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这篇文告，大公报当然做了第一版的头条。）
当时国民党政府或和或战，举棋不定。香港大公报虽已很明显的亲共，还是能销到广东四乡，远及沪杭，榆瑞在上海大公报时，应当已经知道香港分馆的情形。
他书中谈到到香港不久，费彝民就要他去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乔木，他写道：「那时，乔木和他妻子龚澎住在英皇道一所旧楼中。所有的国民党官员蜂涌而至，谈判他们向共产党靠拢的条件。乔木虽然很忙，还是摆脱了其余的访客而接见我，他仍旧和从前那样，亲切友善，兴高采烈的和我说笑闲谈。他说到，我在香港的工作将很是重要。他似乎仍旧确信，中共决心与西方友好。他强调说，「艾立克，我们知道，你在英美的外交家和记者之中有许多朋友。如果你和留在香港的那些人继续保持友好，那会很有用处。打听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观感。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需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乔木的话使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转述了给费彝民听，他立刻同意，我应该和外国人保持接触。」
事实上，报馆在铜锣湾新宁道租了一层相当考究的楼给他住，作为他招待外国朋友的地方。和他同住的是周太玄先生。周老先生是四川人，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佛学家，为人和蔼可亲，兴趣极为广泛。在香港时是大公报的顾问，常常向同事们作学术性的演讲，回大陆后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中共的人民代表。在香港时我偶尔同他去看足球比赛，那时南华的高保强正当新扎，周老先生对他的球技极是欣赏，谈起来津津有味。他在西南素有人望，在香港和西南各省人颇多往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投向共方，周老先生大概在其间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连络工作。周老先生对佛学有很深湛的研究，有一次我听他谈论佛学中的「因明」，那是和西方的「逻辑」差不多的一门学问，分析之精，说理之明，令人欢喜赞叹。他虽是佛学家，但思想向来进步。星岛日报资料室保存得有全套「东方杂志」，前几年时我常去借阅，看到一九三〇前后周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所发表的生物学论文，已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哲学。
周老先生回大陆后，榆瑞一家住这样一层楼，房租很贵，他一个人负担不起，费彝民私人付给他房租津贴。我不知道这房租津贴付到甚么时候为止，但报馆当局鼓励他交外国朋友，这是无疑的，周榆瑞太太现今仍旧住在那层楼，当然，中共再也不会付房租津贴了。
中共所不满于榆瑞的，据我推想不是在于他和外国朋友接触，而是在于他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交往中，榆瑞的同情是更加倾向英美一面。他在中共的机关中工作，身份很是明显，外国人和他接触时自然深具戒心，不可能透露甚么重要的情报给他，除非是故意要中共知道的消息。相反的，他个性坦率随便，又没有中共所十
分重视的那一套「保密」习惯，说不定反而无意中透露了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