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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刚从浙东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日军从金华、兰溪一带攻了过来，我和七位同学向西逃到内地去投考大学。日本飞机沿途猛炸，路边看到的尽是死尸。我们每个人带着一辆单车，但公路早已掘得寸步难行，变成不是人骑单车而是单车骑人，必须把单车托在肩上，通过一条条独木桥似的窄梁。我们在浙赣边境的路旁看到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农妇，她身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抚着妈妈的尸体，呆呆的坐着。那死去的农妇身上没半点血，脸色黄得可怕，她是给炸弹震死的，不知怎样，那孩子却没有受伤。农妇身旁散开着一个包袱，有孩子的衣衫和小鞋。我们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给孩子几个烧饼之外，没有什么办法，三个女同学一面走，一面流眼泪。对于我们这八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是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
我们到了江西广昌，住在区公所里。这一带是中共的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前，国共双方军队曾在这土地上打过极惨烈的仗。广昌区公所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照片，图中是几千个骷髅堆成的一座山，每个骷髅上双眼和嘴巴的三个大孔，阴沉沉地对着看照片的人。说明文字写着，这是「共匪」残杀的良民。但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当地居民，他们说，其中有共产党杀的人，也有国民党杀的人，谁也分不清楚。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宁都，又看到了一张类似的照片，只是那座骷髅山更高大。一个给我们送茶的老人叹了口气，说：「唉，大家都是中国人！」
从此之后，经常困恼我的恶梦，除了考不出数学之外，又有这三张骷髅山的照片，这些骷髅在活着的时候，有的憎恨共产党，有的憎恨国民党，但其中极大多数，恐怕完全不明白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分别。江西人见到每一个陌生人，都是亲热地称为「老表」，把你当作是他的表兄或表弟。这句称呼中含意说，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有共通的血缘，我们的上代很可能都是亲戚。由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想到了，必须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由于一个俄国人将这套理论试验成功，于是在中国的乡村中，「老表」和「老表」们互相残杀，将骷髅堆成了山。我们经过南城、南豊、广昌、宁都这些城市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早已干了，但痛苦的回忆还鲜明的留在人们心底，几乎每一家人家都失去了亲人。诚朴而善良的农民不怨恨国民党，也不怨恨共产党，他们只哀伤自己的不幸，想着：父亲是这样慈爱，丈夫是这样好，儿子是这样乖……他们的头颅，都去堆成骷髅山。
当时我们八个少年，只是叹息政争的残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样残酷的命运，几年之后，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江文焕。三个女同学中一个叫程正迦，在学校里时就仿如是亲密的恋人。我们到重庆后，八个同学中有三个都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除了我和江文焕外，还有一个叫王浩然。后来我和浩然又都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因为政校不用缴学费膳费，而我们家庭在陷沦区，经济接济不上，因此我和浩然上政校，而文焕则到昆明读联大。或许，周榆瑞曾教过他的功课也说不定。在香港的联大毕业生很多，一定有人认识江君的。
文焕毕业后便和正迦结婚，那是十年恋爱的美满结合。但两人结婚不久，文焕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活埋了。
浩然的父亲是衢州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学校放假时，我不是到文焕家里，便是到浩然的家里度假，因为我自己的家在沦陷区，没法回家。浩然的父亲是忠厚长者，收藏着一些赵之谦、余绍宋、吴昌硕的浙东名家的字画，主要兴趣是种橘和鉴赏书画。衢州解放不久，他就在土改运动中被枪毙了。
写着这篇文字时，我自然会想着，二十多年前和文焕、浩然同窗共砚的亲密情形。我们三个人的零用钱从来不分开，始终一起使用。我最穷，当然也是最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的公共财产只剩下相当于港币二三毫子，文焕拿去买了一块粉蒸肉，放在我的饭碗底下，让我吃到一半时忽然发现，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那时我们除了缴学费外，每学期还要缴一百多斤谷作膳费，浩然的父亲从来不等我开口要求，每学期开学时，他家里长工挑到学校来的谷子，有他儿子的一份，也总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亲冒着大风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里去过年……
难道人的生活，就必须这么残酷么？如果我们几个人，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火炉旁边吃着糖年糕，听浩然的父亲解释赵之谦书法的笔意；如果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文焕一封情意缠绵的书信，送到他爱人的手里，因而赢得一个温柔的感激的眼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