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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易手前这段时期中，上海「新闻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可能是全中国任何中国机构中最高的，「申报」与「大公报」比不上新闻报，但相差也不甚多。在那个法币和金圆券疯狂贬值的时代，我们在报馆中当一个小职员，生活勉强还可以安定。大公报在伦敦、纽约、以及全国各大都市都派得有特派员，只要你有才能，工作努力，不愁没有升迁的机会。编辑部的重要人员，每星期有三天至四天的休息。像萧乾，他从英国回上海后担任报馆的社评委员，每星期只须写一篇社评，其余的时间就供他自己读书进修。工作到了一定年限，报馆就分给股份。编辑部半夜里吃的宵夜，醉鸡、炸虾仁，烧卖、白粥的水平之高，大概是香港任何上海馆子所不及。即使像我这种小职员，报馆中的茶房也是不停送上雪白滚热的毛巾，以增加你工作时的舒适。
最值得羡慕的，是报馆内部思想上的自由。报馆并不干涉工作人员个人的思想，在任用编辑和记者时，也唯才能是尚，不考虑你的政治倾向。「彷徨与抉择」中常提起的一位CS，那是许君远先生，他是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为人潇洒风趣。他将编辑部中所有的人员分为「国特」与「共特」两派，凡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他称之为国民党特务，简称国特，思想比较左倾的，则是共产党特务，简称共特。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时与潮」杂志的总编辑邓先生等到编辑部来访问参观，许君远逐一介绍，在每一个同事的头衔之下，都注明这是国特或共特。所谓国特和共特，当然完全是开玩笑，其分类只根据各人的经历，未必真正符合于各人的思想情况。例如陈芃如，因为在担任广州特派员时曾被罗卓英关过牢，于是被封为共特；当时担任采访主任的李宗瀛兄，因为进报馆之前是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上校秘书，乃被封为国特。榆瑞书中说，香港大公报推荐三位副编辑主任，结果两者获准而他不得批准，那另外二位便是陈李二君。至于我，在许先生口中属于国特类，因为我曾在蒋介石先生做校长的学校中读过书。
这样的分类，当时人人不以为忤。本来在那时的环境下，国民党特务为士大夫所不齿，而共产党特务则是可予枪毙的罪名，但一来这只是并无恶意的玩笑，许君远因自己做过于斌主教的秘书而也自称国特，二来在大公报内部，大家认为政治思想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不是决走地位、品格、和才具的标准。我们试想一想，即使在号称十分自由的香港，如果大公报或文汇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国民党特务」，香港时报或真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共产党特务」，就算是随口开开玩笑，那也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侮辱，非引起重大冲突不可。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有一点小小的值得自豪之处。「明报」编辑部的工作同仁，有些是思想左倾的，有些是右倾的。我们仍旧认为，要做好一件事，才能比政治思想重要。唯一的要求，只是不许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向而在报上歪曲事实。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是他对不起报馆，对不起明报的读者。至于他个人是参加十一国庆或是双十国庆，我们以为那是每个人的自由。直到目前为止，明报中左派和右派的工作人员一直能够携手共事，相互间也有很好的友谊。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寻求事实真相，无意于存心偏袒那一方面，不同政治思想的人们并不是绝对不能合作的。当然，在极左和极右的同业眼中，我们不是思想模糊，便是丧失立场，但我们以为一个诚实的报人应当坚持真理和事实。如果我们今天错了，明天在弄清楚之后，立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不在于极左派的绝对胜利，也不在于极右派的绝对胜利，而在于理智、仁爱、温情、宽厚等等精神为极大多数人士所接受。在这样的精神下，左右双方渐渐接近，终于互相容忍而和平共处。当然，我们决不敢狂妄得自以为「明报」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人微言轻，无财无势，既无学问，又乏经验，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然而精卫虽小，却可有填海之志。我们办了这张小小的报纸，与其用来鼓吹大战、斗争、憎恨、怨仇、报复、以致增加人们的痛苦，还不如尽其微力，用来赞成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罗素等哲人的仁爱之道。
大公报这「大公」两字，原是每个报人的理想。国民党时代的大公报，有时固不免成为某些野心家的政治工具，但整个说来，它已接近于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报纸。在报馆内部，也是充满着自由和温情的空气。报馆内部事行一种刊物，专供津沪渝港四处分馆及各地办印处的同人阅读，那是许君远先生编辑的。这刊物代表了报馆同人间融洽亲切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