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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这本内部刊物，每十天或半月出版一期，由各地的同事撰稿。内容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讨论报馆的工作与业务，另一部份是报道同事的私生活。在许君远先生的编辑下，这本刊物是生气勃勃的，现在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兄，那时是重庆版的副刊编辑，他追求他夫人吴秀圣时，写了三首香艳缠绵的情诗。这三首诗被他同事发现了，抄下来寄到上海，在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于是从天津、香港到伦敦、纽约，许多大公报人员都把这三首诗念得朗朗上口。虽然大多数人不识罗孚，却都知道了他的风流文采。
我昨天提到，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重要工作人员每星期休息三天到四天，有人觉得难以相信。其实到了香港，我在担任国际版编辑时，每星期也可休息两天。大公报当局认为，人才的培养与工作成绩是同样的重要，两者也是互相有联系的，必须有充份的时间给同事研究进修，报纸的内容才能不断进步。大学教授讲课的时间少而研究的时间多，大公报虽不能和大学相比，却也吸收到这种精神。另一方面，因为人手多而工作量少，有可能精细打磨，提高工作的质量，减少错误。原来担任台北特派员的吕德润兄，回到上海编辑部后，只是编写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只是做一栏高的小字标题，于是他幽默地自封为「一栏编辑」。中共政府成立后，他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的似乎是轻工业部的人事处处长。当然，他是有才能的人。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份量并不太多的工作，让他慢慢思考，精益求精。这是旧大公报成功的秘诀之一。
新闻界的朋友们有许多人都知道，当日本投降而我国政府下令停战时，重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都出版号外。中央日报的大标题是「下停战令」，大公报的大标题是「停战令下」。四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但声势之强弱，文气之优劣，却是相差极远，何况中央日报这个标题没有主词，在文法上说并不完全。当然，单以这两个标题而论，只是两家报馆中的编辑偶尔表现了不同的才气，未必能证明什么。但中央日报的主要目标是投合蒋介石先生的心意，大公报的主要目标是作全国知识分子的喉舌，平时的努力方向根本不同。中央日报的几任社长，胡建中先生曾是我旧上司（我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一年记者，胡先生是东南日报社长），马星野先生当我在政治学校读书时他是新闻系系主任，阮毅成先生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儿子和我中学时同学。这三位社长我都认识，阮先生尤其相熟，在杭州时，他常邀我去他在迎紫路的家中作客。我以为这三位社长都有办报纸的才能。阮先生的中西学识更是极有修养，他对浙江省世家大族家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可说是全国的权威之一。然而中央日报作为一张报纸，始终地位不高。我想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它不可能有独立的评论，一切都须代表官方意见。
官方的机关报第一原则是须使政府首长满意，从新闻、副刊，以至广告，在在都须配合政府路线。即使是报界不世出的奇才，也无法使一张官方的报纸不致枯燥乏味，中央日报引不起读者兴趣，人民日报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就评论说，现在的大公报已远远不及从前大公报社评的水平。
从前的大公报，当世比之于英国的孟彻斯特卫报，因为这两家报纸都十分重视社评，同样的，两家报纸都力求新闻的正确，不受歪曲。我以为，卫报一百周年的该社社长兼总主笔史各特所写的那篇社评，应当是每个报人的信条。文中说：「报纸的基本作用，乃是报道新闻。它必须使新闻不受任何色彩的歪曲，否则便损害了报纸的灵魂。在它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报道的方式中，都不可使真理受到污辱。评论是自由的，事实却是神圣的。」他认为每个人和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自由意见，但决不能故意歪曲事实。他主张社评应当诉诸读者的理智，应常宽容而有说服力。他写道：「应当让读者听到朋友们的意见，也应当让他们听到反对者的意见。评论必须有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加好。」在史各特八十岁生日时，也说过一番极有意义的话：「有些报纸是不能出卖的——宁可让它关门停版。应当是这样。读者们有权这样要求。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报纸，从这社会中得到营养，在各方面反映这社会的利益和精神，事实上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家报纸为了尽它责任，为了报答读者们所给予它的好处和信任，除了坚持它一贯的方针和作风之外，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作为一张理想报纸的信条，我们实在想不出另外有更好的八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