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彷徨与抉择」中译的单行本，有一篇作者的「中译本自序」，文中说：「『期我甚切』的朋认为我不该强调『食色』；可是『食色性也』，孟子已有明训。」榆瑞所以有这两句话，大概是读到香港许多批评文字，有感而发。
榆瑞书中不但津津有味地叙述每一次美食的享受，并且以同样的兴趣叙述他对跑马的热中。他确是个很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这使他易于结交朋友，大家在共同的生活享受中得到乐趣，很快的便产生了志同道合之感。他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有时会在报馆中引起批评。可是反过来，他却又在书中批评大公报某些高级职员生活奢侈，收藏古董字画。我以为双方这些批评都是不必要的。只要他这些钱不是贪污或偷来抢来的，实在不必多事地去干涉旁人的私生活。
一个人生活的特别严肃，不喝酒，不吸烟，不跳舞，不打牌，不看马路上经过的美丽女人，中国人往往叫他为「和尚」，外国人则称之为「清教徒」。一般共产党人都是生活比较严肃，如果有谁私生活不加检点，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到底生活严肃好不好呢？我以为生活严肃当然很好，但强使旁人非严肃不可，那就不好。我以为中国的和尚好过外国的清教徒。因为和尚自己严守戒律，吃素念经，并不勉强旁人跟他一样的严守这种种清规戒律。清教徒却有将种种清规戒律强加于别人身上的习惯。共产党人以生活的刻苦自励，受到我们的尊敬，而其中有些人企图使旁人跟着他们一样刻苦，那就引起了别人的反感。
这种清教徒作风，在美国也是很流行的，二十年代的「禁酒」，便是这种作用的充份表现。许多美国人每星期上教堂、听到别人口出粗言就皱起眉头，但在歧视黑人的事上，却是竭力以赴。在我们以为，道德的标准，在于是否利人或损人，却并不在于是否利己或损己。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那是最坏的道德；利己而不损人，但也不利人，在道德上无所谓好不好；损己利人或不损己利人，那在道德上是好的。
道德是人和人之间行为的规范，只有牵涉到旁人的时候，那才发生道德问题。独处荒岛的鲁滨逊的生活中不存在道德问题。一个人喜欢賭马、喝酒、或买古董，那是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只有他挪用公款来或买字画，因为是损人了，这才需要干涉。
但许多人心目中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却并不根据这标准来判断。似乎私生活刻苦严肃、没有嗜好享受，那就是「好人」；常常喝酒打牌、奢侈浪费，那就不是「好人」。罗素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好人所做的坏事」，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一个人虽然私生活极好，却可做出许多有害于大众的事来。例如英皇乔治三世，私生活高尚严肃，但对不同宗教的人民压迫极烈；又如德皇威廉二世，私生活可说完美无疵，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祸世界。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私生活说，也不见有甚么不道德的地方。希特勒不吸烟、不喝酒，临死时和他情妇正式结婚，可说是有情有义。
罗素又举例说，许多通常被认为「不好」的人，却在文化学术上作了重大贡献：「以华兹华斯为例。他年青时同情法国的大革命，到了法国，写了许多好诗，生了一个女儿。在这时期中，他是个「坏人」。后来他变好了，离弃了他的女儿，奉行正确的规条，于是写了许多坏诗。柯勒立芝也有同样的经历，在他邪恶的时期，写了著名的长诗『忽必烈汗』，当他改邪归正时，他就写神学论文。我们无法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任何一个诗人是在他做『正人君子』之时，写下了伟大的诗篇。但丁由于从事颠覆政府的罪名而被驱逐出境。以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美国的移民局一定不许他在纽约登岸（金庸按：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描写的，一般认为有同性恋倾向。）『好人』必须是拥护政府当局的，那么在克伦威尔统治的时代，米尔顿是个好人，在此之前和以后则是坏人，但事实上，他所有的诗篇都是在他的坏人时期写的，其中大部份，更是在他险些以反 政府罪名被吊死之后写的。他还举了诗人杜恩纳、史温朋等的例子。在科学上，加里略和达尔文是坏人；在哲学上，史宾诺沙是坏人，迪卞尔为了恐惧被当局迫害而流亡出国。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大画家，没有一个是正人君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人的私生活不一定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是否服从政府当局的官方路线，更不是好坏的标准。在我们看来，对旁人有贡献的人是好人，贡献愈大，享受到他好处的人愈多，这个人愈好。李白、杜甫、白乐天、苏东坡的诗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仍旧享到美感，我们便说他们好。至于李白饮酒过量，白乐天和苏东坡各娶妾侍，杜甫直言批评皇帝的过失，对当时的政权不断「鸣放」，以致成为「右派份子」而去官。这些「私德」并不影响他们的人品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