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国民党对于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都很感兴趣。蒋介石先生有「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每次做总理纪念周时，要精神训话，要念十二条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等等守则。还有一个甚么「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任务在于督促全国人民实行新生活。抗战时期的重庆，市中心区耸立着一根木柱，上写「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称之为「精神堡垒」，意思说中华民族可以凭着四维八德，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但一般官员不廉无耻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由于政府的低能，当局虽想干涉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却办不到，连政府中公务人员的生活都管不着，不用说管人民的生活了。中共政府却是组织严密，效率极高，中央一个命令下来，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立刻都在当局控制之下。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随着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导、演员等，到广州一带参观。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佛山。垂杨流水、桑田小桥，真像江南一般的美丽。当地的领导人向我们报告「爱国卫生运动」的经过，一位壮健的女党委不断的说：「干劲冲天，干劲冲天！」她这篇告之中，「干劲冲天」四个字似乎用得太多了些，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个个干劲冲天。我以往认识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文化工作者，或者是地位较高的首长，在佛山见到这些干部，却是地方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都有相当文化修养，有一位管工业的领导人，谈吐中更显得学问很好。对于他们意气风发、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我当时很受感动。他们的姓名我现在都忘了，但一个个人的面貌和语调，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穿着黑胶绸无领衫的第一书记，穿白衬衫的市长……他们个个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后来不断听到大陆上大跃进失败、粮食缺乏种种坏消息，我不自禁的会怀念那几个诚朴的忠心耿耿的干部，他们的工作做坏了没有？他们之中有谁犯了错误没有？
要描写佛山那种清洁的情形，用任何语句来形容都不会过火。我相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恐怕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清洁。李萍倩、胡小峰、姜明等等都是吸烟的，但没有人敢把香烟灰弹在地下，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只香烟铁盒，小心翼翼的把烟灰弹在盒里，唯恐有一点烟灰落在地下，破坏了街道上这种明净无尘的状态。我们几乎对自己鞋底的带有泥土，也感到了歉意。
街道和里巷中的清洁，那是一眼就瞧得见的。当地政府更邀我们去参观居民的住屋。佛山是一个大市镇，里弄不可胜数，每一家人家的大门和房门都打开着。政府人员领着我们随意行走，一家家的去参观。每一家人家的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全都维持着「世界整洁冠军」的水平，每枝牙刷、每块毛巾，都是放得整整齐齐，洗得一尘不染。我们口中当然是啧啧称赞，认为是个奇迹。但要做到这歩田地，个人的自由不是牺牲得太多了些了吗？中共的干部不用敲门，便穿房入户的任意走到每一家人家。我们跟在他后面，只看了三四家，我内心就越来越不安：「我是什么人？我只不过是香港一个平常的文艺工作者，有什么资格这样肆无忌惮的走进每一家人家，去看他的被褥是否洗得清洁、毛巾是否叠得整齐？我们又不是这家人家邀请去的？他们口头上虽不敢拒绝，心里却不一定欢迎。」我所以这样想，那是出于西方「居所神圣」的观念。在香港，警察如果没有官方所发的「入屋令」，是不能随便走到任何一间房屋中去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认为自己的家就是一所堡垒，只要自己不犯法，有权拒绝任何人进来。但自古以来，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尊重人民这种权利。
这种西方的「居住自由」观念，是有益还是有害，我没有资格加以判断，然而从我们做老百姓的立场看来，人民有了这种自由，生活是幸福得多，可贵得多。如果任何官方人员有权随时来到我的家中，即使他每次都是友好的善意的拜访，我也未必喜欢，至于他是来检查我的毛巾牙刷，我更是意兴索然了。我们在佛山遇到了一些诚朴可亲、勤奋刻苦的中共人员，他们努力为人民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事，然而他们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或者，这些干部们根本不以为这是有害的；或者，他们认为从集体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个人自由」的思想根本便要予以驱除。但我却以为个人生活的自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在国家遇到侵略、天灾等等重大变故时，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一些的。然而在和平时期，每个人民的私生活都要由国家来管制，那是绝难忍受。偶尔进行一次大扫除和清洁检查，我并不反对，但如香港卫生局人员领了碧姫巴铎、马伦白兰度之类人马在我家里走进走出，研究我的卧室和厨房是否清洁，要来便来，要去便去，即使有明星可看，我也会觉得太丧失了自尊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