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整理发展了一个昆曲的剧目「十五贯」，也拍成了电影，不论电影艺术或戏曲艺术，都是第一流的。戏的主题思想是批评官僚在处理事务时的主观主义。知县过于执是个清官，一心想持主公道正义，他独白说：「想我过于执自从到任以来，屡逢疑难案件，幸亏我善于察言观色，揣摸推测，虽然民性狡猾，一经审问，十有八九不出我之所断。上自巡抚，下至黎民，那个不知道我过某英明果断。」他首先认定「民性狡猾」，又认定自己「英明果断」，因此当一件谋杀案发生时，他一见到死者的女儿，登时便下了结论：「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结果当然是冤枉了好人。
中共很提倡道个戏，用来教育干部。中共一般上相当注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据我看，有许许多多调查研究不免属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类。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来是胡适的主张。中共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攻击之不遗余力，全国学术界曾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批判的是非，这里不能详加讨论，但我至少不同意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因为你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之后，自然而然会千方百计的去找寻合用的证据，用来证明这个假设，凡是与这假设相抵触的，很自然的会置之不理，那就变成了「先入为主」。真正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大量观察，小心综合」，心中事先并无成见，要根据事实而下结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心吸力，他并不是先假定有地心吸引力的定律，再去找苹果落地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在人事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如果大胆的假设了某人有罪，总有办法找到某些适合的证据。
我这里谈谈中共过份注重一个人的家庭成份和历史关系的态度，在大陆，每个人都有一只档案袋。这只袋子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但就像你的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走。学校的人事科登记了你的出身、成绩、思想、行为，你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这批档案跟着你移到工作机关的人事科，你从甲地迁移到乙地，从甲机关调到乙机关，档案袋总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转移。你立过什么功劳，犯过什么错误，数据中一一记得明白。对于任何人。这只档案袋都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负担，只要你曾经有过一次不小心说过一句有所不满的「怪话」，就算相隔十年二十年，就算从新疆调到了黑龙江，你的主管总是会知道的。这种人事资料的制度，英国和美国也都有，一个美国人如果年青时有几个思想左倾的朋友，以后恐怕很少有机会进入国务院或原子能委员会去工作。然而我相信中共的制度是严密得多，广泛得多。其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每个人家庭成份的重视，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别个国家能及得上。
香港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学生，他们自然都知道，如果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即使学业成绩再好，也很难考入最好的大学。工人和贫农的子弟总是优先获得录取。中共对这点并不讳言，他们认为工作人员政治上的「红」，重要过能力上的「专」，而决定一个人「红」不「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的出身成份。中共认为只有出身于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坚决的革命者，其中尤以产业工人为最好，晋朝时任用人才，行「九品中正」之法，根据门第家世而评定一个人的品级，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共的标准恰恰相反，出身于「寒门」的才是上品，「世族子弟」必居下品。
我觉得这标准实在主观的成份太强。「艳如桃李」的少女虽然总是有人勾引，大概也很少会「冷若冰霜」，却不见得一定会「杀父盗财」。中共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有一种歧视，认为他们动摇心太强，根本靠不住，虽然不得不加以利用，却总是处处提防，唯恐他们造反。
当国共双方在大陆上进行激烈斗争之时，中国大部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有一种敬意，期望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等到中共在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大部份知识分子都是兴高采烈，看到前途无限光明，都希望贡献一己的才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国家出一番力气，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当然是有的，斗争性自也不及无产阶级坚决，但在中共已经全面胜利的情形之下，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极少还会有甚么造反的心理，事实上极大多数是拥护中共的。个别的不满和牢骚虽是在所不免，却决不是企图造反。中共兵权在握，几个无拳无勇的读书人能造什么反？但中共对于出生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主观上始终有强烈的疑忌，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