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瑞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李纯青，他说他回到上海，经过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李纯青要他担任私人秘书。榆瑞起初不愿意，后来勉强同意了，却又突然吐血而耽搁了下来。他书中对李纯青有这样的叙述：「我们的总编辑王芸生那时在北京出席亚非国家和平会议。实际主持大公报业务的，是副总编辑李纯青，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时，他在报馆里没有多大重要性。上海『解放』后，他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立刻成为最重要的人物，甚至王芸生也要讨好他。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李纯青在香港耽过几个月。」
李纯青是台湾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似乎是第一期的）。他思想左倾，报馆同事向来都知道的，他进大学之前，一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没有机会受到正常的中文教育，因此中文根底不大好，但进大公报后，数年之间勤读苦学，写的文章见解深刻，锋锐若利刃，不久就担任社评委员，一般同事对他都很佩服。李纯青讷于言辞，但头脑非常灵敏。台湾民主同盟的主席本来是谢雪红，李是副主席，自从谢雪红成为右派后，李纯青的地位是更加重要了。不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家，我以为他是第一流的人才。在香港期间，他为报纸撰述短评，并以「微言」为笔名，在「天下大事」等副刊上撰写政治小品，往往一针见血，分析到问题的本质。他写的社评论感情之丰富，不如张季鸾先生，文采之华瞻，不如王芸先生，但深刻、辛辣，容或过之。
广州解放初期，香港大公报销到广东各地，销数直线上升，报馆同事都很兴奋。但李纯青说：「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的。广州人有广州报纸，不能长期容许香港大公报内销。我们的整个计划，应当以不内销为基础。」当时许多同事都不大相信，觉得香港大公报完全根据于中共的政策丝毫没有违反的地方，似乎不会不许内销。但后来事实证明，李纯青确有先见之明。中共对报纸的发行非常严格，除了几家全国性的报纸之外，一般地方报纸都不能在外地发行。广州一个普通人民订阅香港大公报固然无法办到，便是要订一份湖南日报、北京日报，也是不可以的。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公报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办事处在乃兹府，是相当考究的西式房子。所谓乃兹府，本来是「奶子府」，是皇帝奶妈的府第，后人觉得「奶子」不好听，才改了这两个文雅的字眼。大公报办事处和奶子府只隔几家，看过奶子府的外表，朱红大门，门上碗大的铜钉，模样十分威风，从门内望进去，庭院中花木扶疏，一派豪华富贵气象。看着这两扇朱红大门时，我有时想象，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四方官吏在这两扇大门中进进出出，送上无数金银珍玩，于是这位乳娘在皇帝跟前说了几句好话，于是这些官吏个个升了官，再将老百姓拷打搜刮。
那时李纯青也住在办事处，我跟他去游故宫、游颐和园，去看煤山上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树。我们一同耻笑这个末代皇帝的察察为明和自以为是，此时回思，当时情景宛在目前。有一天，李纯青、谭文瑞和我三人到天坛去，只见一排排数百年的老树都只剩下一个树根，原来那是傅作义守北平时，他部下士兵将古树都砍下来筑了工事，忽然，迎面一个警察高歌而来：「叹杨家，秉忠心……」音调苍凉，韵味悠然，他经过我们身畔，渐渐走远，还是在唱：「……大宋扶保……」突然之间，我似乎感到了这古老中国千百年来的脉搏跳动。
不久，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工作者会议。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只是听李纯青在会后讲述会中的情形。他转述的胡喬木一篇报告，我现在还是印象十分深刻，觉得这篇报告的中心思想，抓到了新闻工作的精义。
当时中共有两个「乔木」，南乔是曾在香港住过很久的乔木，北乔便是胡喬木。胡喬木本来也是单称「乔木」，并不冠姓，他常在毛泽东先生左右，在老解放区工作。等到北乔南乔一起到了北京，那就不易分得明白。据说毛先生曾请他们两位之中，有一人放弃「乔木」之名。北乔年纪较大，用「乔木」的名字比南乔为早，而南乔却说他是真正姓乔，北乔却是姓胡，结果是折衷解决，北乔称胡喬木，而南乔则恢复乔冠华的旧名。这次南乔随刘少奇到北越等地，在正式发表的名单中便是「乔冠华」。
当时胡喬木的职位似乎是新闻总署署长兼新华通讯社总社社长。他在那篇报告中说，从前我们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赶快找报纸看，现在对报纸的兴趣却很淡漠了，下午看也可以，晚上看也可以。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现在的报纸（指中共地区的）内容枯燥乏味，满纸教条，读者丝毫没有先睹为快之心。他提出了办报纸的三个原则，那就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