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对任何人都不歧视，对外国人也是一视同仁，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或许和他自己的血统有些关系，他母亲独孤氏、他皇后长孙氏，都是胡人，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胸襟宽广。他手下大将之中有许多外国人。这些外国将军只有比汉人将军更加忠心，李世民逝世后，他的外国人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请求自杀殉葬，新皇帝高宗严禁方罢。
第六点成功的秘诀，是他用人只取其所长，并不求全责备。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恨不得抱他在怀里），退不肖则欲推诸壑（只想推他入山谷中跌死），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一个「敬」字和一个「怜」字，包括了大领袖待人的仁心。
第七个要点，是他深深体会到守成的艰难。贞观十二年，他和侍臣们闲谈，问起：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房玄龄说：「天下大乱之时，与群雄激烈斗争，终于得到天下，那是创业难。」魏征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所以是守成难。」李世民道：「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魏征极力强调守成的困难，强调「贵不期骄，富不期侈」。意思说，一个人尊贵之后，本来并不想傲骄的，但自然而然的会自大起来；一个人发财之后，木来并不想奢侈的，但自然而然的会浪费起来。这是人的天性，所以非极力防止不可。他给李世民的奏章中道：「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这片道理实在说得很好，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争取成功的时候，会竭力拉拢各方面的人物，于是会「胡越同心」；一旦胜利了，不免自高自大起来，那时便「六亲离德」，即使你采取高压手段，人家也是表面服从而心中不服。
唐初大臣进谏皇帝，动不动便说你这样干是要亡国的。他们所说的亡国，自是指朝代的覆亡。魏征常说：「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你要避免覆亡，就得从前代覆亡的事实中找取经验教训。他说：「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时寤也。」任何朝代在覆亡之前，当国者决不相信会覆亡，如有人提了几句不吉利的话，当国者反而认为是「妖言」，非严加惩处不可。相反的，越是兴旺的时代，越是鼓励人们说：「我们这样干，那一定要亡国的了。」
或许有人觉得，李世民离开我们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我们所处的是太空船时代、核子武器时代，从前这些古老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什么用？我却以为只要人的根本性格没有变，人类的历史经验便有用处。唐代造船的方法、射箭的经验、织布的工具，现在是没有用了，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比一千多年以前是进步得多。但治国和理民，主要的对象是人。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人和现代人，生理和心理上可说绝少差别。唐代的人喜欢权力、爱好虚荣、希望健康、长命、财富、名誉、家室之乐，现代人的基本欲望仍旧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也希望别人对他们尊重。这种唐代心理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如此，任何外国人也是如此。李世民是皇帝，他和大臣们说话时，尊称之为「公」，为「诸公」。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任何人听到领袖的名字，必须立正致敬，这种形式是否真正能引起人们崇敬的心理，实在大可怀疑。据说张治中从前在和蒋介石先生通电话时，一定恭恭敬敬的立正，说话之前必先行个敬礼。如果蒋先生有先见之明，恐怕宁可他在打电话时态度随便些，却不要后来去靠拢了共产党。
几年前，广州方面的中共首长陶铸、朱光等邀了香港一些左派的电影工作者去谈谈，我也参加了。陶铸谈的主要是国际大势，朱光谈的国内和广东的现况，中共广东宣传部部长王匡和我们谈论文艺问题。王匡自己是作家，对红楼梦有相当研究，他谈的主题是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觉得他说得很有理由。他主要的论点，便是从观众和读者的自尊心出发。他说，古典小说的作者敬重读者，尊称之为「看官」，心目中认为读者是高于作者的「官」。但现代写文章的人，往往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读者说你应当如何如何，不免引起读者的反感。读者心中一生反感，你所想传达的思想内容，他就置之不理了。不论是文艺或电影戏剧，生硬说教，就是损害读者或观众的自尊心。潜移默化，却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