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管仲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然而人类究竟与禽兽不同，除了必需的生活数据之外，还需要保持人格的尊严。衣食足，那自然必要，每个人对物质的要求是基本的，但我们并非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衣服穿。「礼记檀弓」中那个「嗟来食」的故事很有名，在赈济灾民的时候，你对灾民仍旧要有适当的貌礼，如果你不客气的叫道：「喂，来吃！」好像呼鸡喝狗一般，有骨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
罗素在一段讨论「技术与人性」的文章中说：「自尊心可以分为两方面，好的一面可以称之为『适当的自尊』，坏的一面则是自高自大。当一个人落入了敌人手中之时，自尊心可以使他不致于卑鄙下贱；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他的时候，自尊心可以使他觉得他自己或许仍旧是对的（金庸按：那就是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孟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这种自尊心，他就会觉得，应该毫无怀疑的信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信从政府的意见，如果社会上一般人都是这样想，那就使道德上和知识上都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
罗素极力攻击在暴政统治之下，被统治者连自尊心也被剥夺，他说：「暴政有许多令人十分厌恶的持点，其中之一，是强逼那些受迫害的人，反而向迫害他们的人歌功颂德。罗马的角斗士在出场角斗时，明知他们之中将有一半人要为了娱乐皇帝而互相残杀而死，还是不得不向使他们死亡的皇帝致敬。杜思退益夫斯基与巴枯宁被关在狱中时，还是不得不假装对沙皇尼古拉深感皇恩。被苏联政府清算了的那些人，往往作贱自己，招认自己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行，而那些逃过了清算的人们，则是无耻地对当局赞美歌颂，同时设法去诬吿和陷害同僚。」在中国古代，皇帝要处死一个人称为「赐死」，而被赐死的人还要「三呼万岁，谢主龙恩」。
罗素主张鼓励自由思想，认为集体的意见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有些人相信，人民的意见，就等于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上帝的意见，因此他们就认为，任何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看法就是异端，那就是反对人民、反对合法当局的叛乱。」他认为暴君的压迫固然阻碍社会进步，集体的压迫也阻碍社会进步。他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集体的奴隶，比之个人是一个暴君的奴隶，那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平等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是奴隶的平等，另外一种是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平等。由此可见，单是平等，并不足以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关于经济制度，罗素是全力拥护社会主义的，他曾说过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好处。我个人也赞成社会主义。我以为少数人住高楼华堂而许多人「一家八口一张床」，这种制度有根本上的缺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任何稍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合理的。
抗战期间，我曾在湘西农村中住过一段时期，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电影「翠翠」所根据的原著）所描写的那个地方。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我当然知道，只要事先种了牛痘，就可以防止天花的传染，即使在染上之后，如果有适当的医药照料，大多数人也可以保全生命。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谈得上什么种牛痘和看医生？
那时候和我最好的是一位姓覃的农民朋友。他不识字，然而是唱山歌的好手。他比我稍大几岁，我常跟着他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那时他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忽然之间，他也染上了天花。他母亲、哥哥、妹子，都在这场天花中死了，家中只剩了他一人，只有邻居和那位姑娘帮他煮饭烧水。
这天我去看他，带了几斤米和一只鸡去。刚坐下不久（坐在草织的圆垫上，没有凳子的），县里来了催钱粮的税吏。我朋友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了给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我朋友家缴纳，长期来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这一次钱粮当然缴不出，那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他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
走烂了，不缴钱粮就得给草鞋钱，他好买了草鞋，过几天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