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易手之后，我回去旅行过八次。这些旅行，一部份是中共所招待的参观和游览，一部份是私人性质的旅行。中共所组织的访问，使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大陆上最好的事物，比较差的现象，可能会设法不让我们看到。但在广州、上海、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我都有很要好的亲友。我住在他们家中，实际的情形当然能够亲眼看到。我问到什么事情，我的亲兄弟姊妹和亲朋友、亲同学，当然不会有任何隐瞒。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亲戚友谊，政治思想放在第二位。我只发觉有一位从前很亲近的朋友，分别六年之后重逢，忽然变得满口官腔，企图帮助我这个从海外归来的小资产阶级份子进行思想改造，老同学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学习小组中的政治讨论。我敷衍几句之后立即告辞。至少，对方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打官腔，我总分辨得出来。
短短的几次旅行所见自然有限，而且一定极不深入。我决不以为因作过几次旅行，就有资格评论中共的功过。我只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并且我深信每个人的看法必定有其局限性，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有他个人的偏见。我只能力求诚恳，力求公正，然而在一个和我思想立场、截不相同的人看来，我的公正根本就是深受中国封建社会毒素（儒家「仁」的思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毒素（罗素理性主义的思想）之后的表现。也或许有人以为，我始终摆脱不了受共产党「洗脑」之后的影响。我想，人们由于立场不同，看法一定有异，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九四九年秋天，夏衍先生（现在是中共的文化部副部长）曾和大公报一些同事们闲谈。夏衍有这方面的才能。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最佩服他写的剧本，老是说：「真像一杯龙井茶，碧绿，清香，淡雅，涩口而有回味。」夏先生人如其文，雅致中见其深远。那次闲谈中他说到立场问题。他说：「刚才天下大雨，我经过铜锣湾，马路上积了很多水。一辆汽车开过，将一个路人溅得满身都是泥水。那路人指着汽车破口大骂，汽车中一个女子也伸出头来还骂，说他不该拦在当路，阻碍交通。这就是立场不同。如果那路人坐在汽车中而那女子在路旁被溅了泥水，两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就根本相反了」。我觉得这段短短的话，将立场和观点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每个人的思想和看法，不得不受他教养和环境的影响。
世界上许多争执和不幸，都是由于大多的人认为只有自己所见到的，才是正确无误，才是真正的真理。西方有一个小故事说，两个武士对面走来，同时看到一面盾牌，一个说盾牌是金的，一个说是银的，两人争之不已，因而拔剑决斗，结果各受致命重伤，两人在垂死之时，才发觉这面盾牌原来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每个武士都只看到了盾牌的一面，于是以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荒谬，不惜以生命来继续真理。如果每个武士都能想到世界上任何真理都有其片面性，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看一看，非但生命不必牺牲，连争吵打架也是可以避免了。这个小故事，龙马公司的「一板之隔」曾加以利用，电影中江桦做了一只一面黑一面白的布袋，让李清和韩非说这只袋是什么颜色，于是看到黑一面的坚持说黑，看到白一面的坚持说白。「一板之隔」的含意很好，要大家能替对方设身处地，同情谅解。
我再引一段罗素论「自由主义」的话：「自由主义的信念，实际上是自己过得去也让别人过得去，容忍，在不妨碍公众秩序的范围内尽量自由的守中庸之道，在政治的纲领中决不狂热过激。即使是民主吧，如果到了狂热过激的程度，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罗骚的信徒们所干的那样，那也已不是自由主义了；事实上，如果对民主有一种狂热的信念，便会使民主制度无法实施，例如在克伦威尔统治英国的时朝，罗伯斯皮尔统治法国的时期便是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说：『这是真理。』他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个人觉得这种见解可能是最好的。』只能在这种有节制的、非死守教条的意义之下，他才主张民主。」
他在论「思想自由」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们所有的见解，都谈不上是绝对正确的、其中不免有若干模糊或错误的地方。罗素是当代数学的权威之一，他认为即使是纯抽象的数学，也不能说绝对正确。所谓科学方法，只是设法将我们信念中的错误成分，尽可能的减少。那要听取各方面意见，设法证明各种有关事实的正确性，和意见相反的人们讨论，以纠正我们自己的偏见，如果证明我们的假定确是错了，要立刻予以放弃。这种方法，每个科学家都一致遵守，因此自然科学不断获得进步。但在政治上，却很少有人守这种方法。总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而正义的，反对者总是错误而邪恶的。
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可能发生错误，见解也可能发生错误。中国的圣人在数千年前就说「人孰无过？」「过则勿惮改。」 |